世界历史民族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摘要：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主导这一进程的伟大民族，堪称“世界历史民族”。引领人类的精神成长和思想进步，这是世界历史民族的理论使命。

以“世纪”为尺度定位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跨越三个世纪，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主干形态载入史册往往是世界历史民族的权利。

一个理论冠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理论策源地必须是世界历史民族，

研究对象必定是世界伟大样本，

理论成果必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进入新时代，标志中华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中国具有绝对权利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纪元。

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在解码中国样本的过程中关注人类共同难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新向度，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承载影响世界的新使命。

中国在全世界举起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特定历史阶段，担负起推动人类精神成长、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世界历史使命，

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再度青春化、中华民族之再度青春化。

关键词：世界历史民族；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方案

以“世纪”为尺度定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坐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21世纪马克思主义”（The 21st-Century Marxism）概念，学界没有明确规范的定义，但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极为规范和严肃的[1]，绝不是泛指21世纪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形态。“21世纪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地位、历史地位特别是世界地位的政治判定，其意义没有任何理由被低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与中华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的时机相一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标志着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已经自信地走向世界学术舞台，标志着我们党已经担负起了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使命，标志着中国已经实质性、广泛地深入到建设美好世界的重大现场并作出与其自身地位相匹配的理论贡献。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世界历史民族的出场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推动的结果。资本凭借增殖的本能一路狂飙，穿越山川海洋，走向全世界，将各大洲的文明孤岛发展为彼此联系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不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历史时空的堆积或历史事件的拼图，而是人类摆脱孤立和分散状态，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密切联系、普遍交往的过程。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帝国作为资本的主人，主导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塑造了世界历史的基本面貌。世界历史，就其主线序列和主导力量来说，不过是“世界历史民族”盛衰交替的历史，是世界历史民族的自我实现。[2]所谓世界历史民族，乃是指一个或多个民族[3]（国家）“在特定的阶段上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在突出地占据世界历史之发展高点的同时，获得并开展出由之代表的普遍性”。[4]世界历史民族是物质上成功的民族，并且在精神层面实现了对民族主义的自我超越，确立了世界主义的宏大志向，在特定历史阶段走上“世界戏剧的舞台”[5]，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的主导型国家。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民族是“统治的民族”，具有引领世界精神的使命，“在世界历史中创立了新纪元……它具有绝对权利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这是其他各民族以及“过了它们的时代的那些民族”无法染指的绝对权利。[6]世界历史民族往往具备世界主义的性格，带有普遍主义的理想，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一区域，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为天地立心；以人类为关怀对象，为世民立命；以秩序重构为追求目标，为国际交往立规矩。

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引领这一伟大进程的主导型国家，堪称世界历史民族。世界历史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民族历史阶段不存在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民族。[7]基辛格曾指出，世界存在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8]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开辟了大航海时代，成为首次登顶全球权利之巅的世界历史民族；17世纪，荷兰控制了全球海上运输线，成为海上马车夫，这是荷兰掌握绝对权利的世纪；18世纪英法崛起为世界历史民族，“七年战争”奠定英国海洋霸权地位，建立覆盖全球的殖民地网络，成为第一个领导型的世界历史民族，主导世界历史150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日本、德国在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夹缝中相继崛起，跻身世界历史民族之列，觇视世界领袖地位；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淘洗，世界霸主易位，美国取代英国晋升为领导型的世界历史民族；20世纪中叶，苏联成功崛起，世界第一次迎来以社会主义为性质定向的世界历史民族，两个代表不同制度、不同主义、不同方向的世界历史民族激烈碰撞，这场世纪博弈以美国完胜告终。纵观世界历史五百年，世界历史民族的变迁，往往伴随着世界秩序和世界精神的变迁。五百年来，很多国家都有领导世界的冲动，比如美国建国之初，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曾写道：“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9]但想法不等于现实，美国真正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则是150年之后的事。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隐约透露出世界历史民族的生成密码——任何民族欲求完成自己的世界主义转型，升华为世界历史民族，必须具备三个关键要素。

第一个要素：国力（实力）——引领世界发展走向的强大国力。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的首要条件。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尽管每个国家都是世界历史剧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物，但在世界历史剧的舞台上，也确实出现了主角、配角与甚至龙套的角色分工。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在每一时代都是占据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那些弱小的国家只是“陪伴着”世界历史。比如，英国作为19世纪的领导型国家，地球24个时区，每个时区都有英国的土地，米字旗飘扬在世界五大洲。美国作为近一百年来的领导型国家，其地位也是由自身的强大实力奠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基本毫发无损的大国，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一度达到60%，工业生产能力超过全球的50%。美国也是全球唯一一个，在亚欧大陆与法西斯两大强国同时开战的国家，而且两线作战的同时，还能给英国、苏联、中国等同盟国提供大量的军事武器等物资援助。1948年正式启动的“马歇尔计划”，也是美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一次成功力量展示。
第二个要素：原则（理念）——引领世界走向、重构世界秩序的哲学原则和价值观表述。普通民族图“私利”，世界历史民族则有“原则”和“天命”。1648年欧洲30年战争之后，欧洲大国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独立、平等原则，奠定了欧洲秩序的基石，开创了现代国际体系的雏形，为世界新秩序提供了理念基础。尽管欧洲帝国在征服世界时各取所需，从来不会完整沿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但这套原则仍然是现代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和分水岭。到了18世纪，英国把握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成为领导型国家，推行自由贸易的理念，该原则获得了高度的伦理正当性，其支撑的全球普遍秩序被承认为一个可行的方向。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瓦解后出场的维也纳体系，确立了均势原则、正统主义和补偿原则，欧洲列强形成新的政治均势，英国重新控制了欧洲。20世纪上半叶，美国把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升级为新的领导型国家，它的“外交政策的任务不是追求美国特有的利益，而是培育共同的原则”。[10]美国的超级实力使它有能力向世界阐明：“领导意即按照美国国内经验确立的模式取得切实进步，联盟意即符合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治理则是指经济复苏和民主改革”。[11]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美国领导世界的“原则”依然有效，这构成了美国建构世界秩序的哲学基础。
第三个要素：平台（机制）——建构辐射全世界的国际体系或国际机制。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正义原则，但正义的理想并未外化为正义的世界，欧洲大陆并未实现永久和平，而且一次次将战火延烧至全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建立有效的、永久性的欧洲政治架构，以确保正义原则无遗漏地得以贯彻。19世纪初，维也纳体系形成后，欧洲大国组建了神圣同盟（后演变为四国同盟），成立了由“高级组织体系”和“低级政治体系”构成的国际组织机构，旨在维系大国均势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主导建立了凡尔赛体系，美国主导创建了华盛顿体系，组建了受英法操控的国际联盟，逐渐形成了英法主宰世界、美日争夺霸权的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主导建立了雅尔塔体系，组建了联合国，旨在维护战后世界和平。此外，美国为了推广清教徒的普世主义理念和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还建构了覆盖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在政治上通过联合国、盟友网络，经济和金融领域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G7俱乐部，安全领域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盟国体系，对世界实施全方位“领导”。欧洲为了在20世纪下半叶保持其世界地位，创立了以欧洲一体化理念为基础的制度框架，50年代分别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整合为欧洲共同体，1991年进一步升级为欧洲联盟。欧洲成功实现大联合，法德等国在史无前例的新欧洲架构内重新定义自身，欧洲也在史无前例的大国团结机制内重新定义欧洲，这是欧洲世纪终结之后，法德等欧洲大国能长久雄踞世界历史舞台中央的核心倚靠。

二、世界历史民族的理论使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世纪的主干形态

引领人类的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这是世界历史民族的理论使命和绝对权利。一个民族的崛起，物质的丰裕固然重要，精神的强大更为根本。任何伟大民族，若不能在思想的层面贡献于人类，则永远只能游离于地球的边缘地带。

人类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世界历史民族的学术史。在社会科学领域，世界性的伟大理论大都是世界历史民族创造的思想成果。世界历史民族的核心使命“不在于对世界的征服或控制，而在于该民族能够通过自身的精神运动而把握世界历史的命运，从而引领人类精神的普遍自觉。”[12]纵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当一个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级的中心重镇（之一），其发展成就堪称世界级的伟大样本，其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之后，这个国家才有可能扛起引领世界精神成长和思想进步的世界历史任务，创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思想成果，才有可能书写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历史。究其原因，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伟大实践方能孕育伟大理论。世界级的中心重镇往往集聚着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世界级的伟大样本常常孕育出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处于地球边缘的国家和民族，往往难以担负起引领思想进步的世界历史任务，难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扮演执牛耳、开风气、立门派、领潮头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48年，迄今跨越了三个世纪。170多年来，无数马克思主义流派熙来攘往，但不是每个流派都具有引领人类精神、改造世界历史的伟大价值，都可以冠名为“世纪马克思主义”。每个世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其理论的创立主体、研究的典型样本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是不一样的，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是不同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要冠名为“世纪马克思主义”，至少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理论策源地是世界级的中心重镇（世界历史民族），研究对象是世界级的典型样本（世界伟大样本），理论成果具有世界级的重大意义（世界历史理论）。回顾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族的总源头；此后，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开枝散叶，有主干、有枝叶。何为主干？关键取决于上述三个条件。
第一，理论策源地是世界级的中心重镇。16世纪以来，欧洲工业文明进入上升期，现代化进入加速期，人类和地球进入了“欧洲时间”。地中海民族、欧洲大陆民族先后主导世界历史进程，世界历史在依次经过“西班牙、葡萄牙时刻”“荷兰时刻”之后，在18世纪中叶进入“英国时刻”。大英帝国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击溃法国独霸世界之后，旋即又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驱和代表，冉冉升起的世界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其能量已经不再囿于英伦三岛，而是一个拥有巨大能量、足以辐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全方位的领导型国家，是一个能够创造世界历史、引领人类精神、建构世界秩序的世界历史民族。英国的心脏地带——伦敦自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创立的中心重镇。20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从西欧转移到了苏俄。斯拉夫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重建本土历史的同时承载着改写世界历史的使命。在这一背景下，苏俄自然成为了20世纪特别是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中心重镇。这一时期中国也在国际共运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20世纪上半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叶的社会主义革命、下半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特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第二，研究对象是世界级的伟大样本。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哲学，首先涉及的是“那些曾经知道自己是什么和想要什么的民族，那些在自身之内和超出自身得到发展的民族”，[13]也就是那些在世界精神层面留下印记的民族；而那些“意识模糊不清的各个民族，或者此类民族的晦暗历史，无论如何都不是世界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14]同理，那些理论创造上平庸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样本。19世纪，英国作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资本扩张至全球，其领地横跨五洲，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霸业。19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是英国故事，最成功的样本是英国样本，英国自然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基础样本，揭秘资本主义命运、指引工人运动方向、寻求人类解放道路自然成为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震撼世界的历史大事变。在列宁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在俄国道路的启发下，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伟大飞跃。苏联的建立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发展，不仅改变了俄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苏俄人民的命运，而且深刻改写了20世纪国际政治结构和地缘政治格局，深刻启迪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反封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基于此，苏俄样本自然成为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样本。
第三，理论成果具有世界级的重大意义。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解决的时代课题是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消灭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从文献学的意义上，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主要表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从学术史的意义上，经典马克思主义则超越了时空的边界，构成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是20世纪、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总源头。经典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破译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之谜”，思想之光照亮了全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伟大传统。有了科学理论武装，全世界工人阶级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历史性转变，工人运动实现了由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历史性飞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了光明前景。20世纪，列宁解决的时代课题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生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列宁主义的世界意义在于，它启迪世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率先建设社会主义。在列宁主义的启发下，一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形态将在哪里落户？这不是一个主观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选择。21世纪，全球最具典型意义的实践样本发生在哪个国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重镇转移到哪个国家，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重镇势必转移到哪个国家，那个国家势必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势必书写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篇章，创立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
根据21世纪前20多年的发展状况，世界最伟大的样本就是中国样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重镇毫无疑义就是中国，世界史上晚近的世界历史民族是历尽苦难辉煌的中华民族。在此背景下，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光聚焦中国，中国样本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样本，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形态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将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和理论大逻辑。

三、中华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轴心文明的负载者，作为一个超大体量的文明型国家，作为世界体系的重要成员，必然成为世界历史民族。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民族，在“世界戏剧舞台”扮演重要角色，是时代选择的结果，也是发展中自我证成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华民族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地理边界，走上了世界戏剧舞台，被赋予了引领世界精神、人类文明特别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世界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民族在精神上具有先天优势（或者说文明优势）。夏商周三代，中原即开始形成“万民所向的核心文明系统”。三代之中国不是一个大一统模式的国家，却“是一个在理论上潜在地容纳世界万国的天下体系”。尽管“当时的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却被想象为世界，以世界性的格局而存在”。秦汉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开创了万民共在的天下秩序。概言之，古代之“中国”，就其实质来说，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内在结构”的国家。[15]换句话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国家。

晚清已降，中国遭遇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身份难题：人们发现，中国不仅在地理上非天下之中心，而且在强大外力的撞击下，在政治权力、知识生产等方面也非天下之中心。中国自身的叙事与来自他者的叙事，在时空结构上都是错位的。自此，中国的天下体系走向终结，但天下精神、世界情怀并未凋敝，而是“作为遗产”保存下来，“化为中国国家的内部结构”。[16]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后，中华民族的世界主义情怀得以再次敞开。儒家文明、共产主义构成现代中国的两大重要支柱，前者是文化根脉，后者是文明精髓。作为轴心文明，儒家文明天然具有世界主义情怀，天下意识、大同理想、协和万邦观念内蕴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中国理解世界的思维范式。共产主义理想具有超级宏大的世界主义格局，直接指向一种以全人类为单位的普遍秩序，人类意识、世界联合、普遍解放是共产主义内蕴的基本价值。今天，靠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其世界主义情怀再度被激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世界主义取向，中国有能力在精神上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成为21世纪的世界历史民族（之一）。
其一，中国发展方位发生历史性变化，具备了升级为世界历史民族的国力基础——有能力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中国作为一个超大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大国、一个超大经济体量的新兴市场国家、一个超长历史纵深的东方文明古国、一个与过往西方大国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文化气质迥异的新文明类型国家，它的内政都将产生巨大的外部效应，它的崛起必将对世界秩序、全球治理、人类文明、知识框架带来巨大冲击。一是改写世界经济地理。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迎来“东升西降”的重要拐点。二是重构国际政治版图。随着金砖国家国际话语权的稳步提升，国际权力在西方大国间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西方独自主导国际政治的历史走向终结，全球政治格局由单极世界向多极化转变。三是激发科技主导地位之争。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爆发，世界大国激烈博弈，科技主导地位之争愈演愈烈。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正在从过去的跟跑向跟跑、并跑以及个别领域领跑的局面转变。四是推动全球治理格局转变。全球治理格局由西方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中国上升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稳定支柱”。总之，中国作为一个自变量因素，在世界秩序中的结构性意义是不容遮蔽的。
其二，中国国际方位发生历史性翻转，具备了升级为世界历史民族的外部条件——有资格提出引领世界精神成长的中国理念，创设全球性的治理平台和制度框架。考察中国国际方位的变迁，可以追溯19世纪上半叶以来的整个历史。第一个阶段：1840年以前，中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只是陪伴着历史”[17]。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与西方建构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比肩而立、互不相关，彼此构成“我-他”的非对象性关系，中国在封闭的朝贡体系中自娱自乐、自我陶醉，一步步滑到了“开除球籍”的边缘。第二个阶段：1840年-1949年，在西方炮舰之下，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瓦解，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与西方构成“我-你”的主客体关系、主从依附关系，西方为主、中国为客，西方主导、中国服从，缺乏自主性、独立性。“去中国化”“文化自虐”是这一阶段精英群体比较普遍的心态，意图用西方的某个模式重造中国，德国、日本、美国，都曾是我们效仿的对象。第三个阶段：1949年-2012年，中国自主融入世界，第一次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先后参与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美西方主导的整个世界体系，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这一阶段，中国开始重建文化自我与政治主体意识，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但就其国际地位来说，中国仍然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或亚中心地带。第四个阶段：2012年以来，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18]，中国与西方构成“我们”的主体间性关系。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学术的自我主张，尝试提出引领世界精神的中国理念、建设美好世界的中国方案，担负起与其自身国力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世界历史使命。
中国发展方位、国际方位的历史性变化，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已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中国强起来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站在中华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的时代方位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版图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理论份额，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理论角色，我们的理论创造是否与世界历史民族的地位相匹配，“我们在向世界注入强劲中国动力的同时是否贡献了引领人类精神的中国原则”[19]，我们在确立世界大国地位的同时是否担负起了理论上的大国责任，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担负起了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义不容辞接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在19世纪、20世纪曾经担纲的旗手角色，在21世纪扮演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小提琴手”，扛起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旗帜，以思想的力量引领世界历史进程，以学术的方式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这一刻，“历史发生了转折。两个世纪来，影响力总是指向一个方向：西方对中国施加影响。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也开始影响西方”。[20]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便是中国学术影响世界的重要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历经百年的发展之后终于迎来了担负世界历史使命的重要时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于中华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这一伟大时刻。这一思想冠名“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基于：这一思想创立于世界级的中心重镇——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这一思想的研究对象是21世纪全球最伟大的实践样本——中国样本；这一思想具有世界级的重大意义——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冠名意味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21]证明了“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22]；这一冠名意味着中华民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创立了新纪元”，获得了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历史主动；这一冠名意味着中国担负起了引领世界精神和人类文明的世界历史使命，不愧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23]

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建构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

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其视界来说有两个向度：民族向度、世界向度。侧重民族向度，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即为单向度的马克思主义；兼顾民族向度与世界向度，既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又推动本土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即为双向度的马克思主义。2008年，学界第一次明确提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亟待“形成‘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24]。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向度究竟是选择单向度还是双向度？这主要不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是时代选择的结果。只有时代选择的世界历史民族，才能在解决其民族课题的同时开展出由之代表的普遍性，才能担负起以理论的方式影响世界、塑造世界的历史使命。

从20世纪上半叶到21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在于民族向度，以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侧重于发掘“中国特色”，重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当然，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世界向度也并未完全遮蔽，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不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命题和学术思想，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平发展世界主题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和谐世界理论等，但限于当时的国力，还难以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系统性、整体性的中国方案，还不足以达到从总体上引领人类精神的高度。
21世纪10年代之后，中国发展方位、国际方位发生历史性转变，中华民族已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世界历史内在地要求中国的崛起开拓出精神的维度，自觉担负起在精神层面共建世界的世界历史使命。在这一历史语境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度”特征更为明显：一是坚持中国向度，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改造中国；二是在坚守中国向度的前提下，关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彰显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新向度，以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参与世界的理性塑造。习近平指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25]。这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囿于“中国向度”，必须开启“人类向度”，因为人类向度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
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双向度”特征。它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中国一极，而且是世界的全域；不仅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要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具体来说，新时代的新思想既要直面中国问题，也要关照人类共同难题；既要坚持中国立场，也要树立人类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既要着眼于建设现代中国，也要助力建设美好世界；既要繁荣兴盛社会主义新文化，也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向度与人类向度是相辅相成、相互定义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向度何以彰显？笔者以为，中国方案是无法绕过的。中国方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在思想理论和人类精神层面担负世界历史使命的产物；它不只是为破解中国发展难题而提出的战略策略，也是为解决人类共同难题而提出的中国主张；它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是关于全球发展、全球治理、世界和平、人类文明等各方面的一揽子方案；它是集理念、行动于一体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一个总方案、若干具体方案。在总体方案层面，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对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与发展，是中国为建设美好世界作出的顶层设计，是筹划人类前途、指引未来道路的最高概念，是元哲学层面的中国方案。针对全球和平赤字，中国“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26]，为维护世界和平增添中国力量。针对全球发展赤字，中国提出“六个坚持”的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主导成立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多边金融架构，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中国动力。针对全球安全赤字，中国提出“六个坚持”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共同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针对全球治理赤字，中国提出全球治理观，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全方位参与APEC、G20、上合组织、金砖组织、亚信峰会等全球治理平台，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为优化全球治理体系作出了中国贡献。中国方案走出去的过程，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理论彰显历史主动精神的过程。
中国方案的出场，充分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伴随着中国方案走向全球，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顺势走出地域性的狭隘视界，开拓出普遍性的崇高维度；中国本土的思想创造走出民族性的逼仄处境，开拓出人类性的宏大视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超越民族化的单一向度，上升为融民族向度与世界向度于一体的世界历史理论。

五、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使命：引领人类的精神成长与文明进步

马克思主义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载着改变中国的历史使命，而且肩负着影响世界的大国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了巨大发展，正在崛起为超大型国家。面对中国崛起，很多既有西方治理体系的效能衰减，比如G7机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多既有西方知识框架的解释力衰退，比如新自由主义、世界趋同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这些治理秩序和理论框架，用来处理中等规模国家的问题比较有效，在遭遇到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超大规模国家时，便超出其适用范围。”[27]当下的世界秩序和认知框架主要是由美西方主导，因其在现实运作中欠缺对唯一超级大国自利倾向的制衡机制，而使其普遍主义遭受质疑。这套解释框架无助于世界理解中国，也无助于中国理解世界。改革现行国际秩序，重建世界的知识框架，不能寄希望于西方。中国正在以其超级体量，会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尝试重新理解和定义其所加入的世界秩序。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历史民族，“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8]中国贡献不应止于物质的层面，而必须上升到引领人类精神的高度，最终使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建设性效应，中华民族必得在人类精神重塑、世界认知框架和知识体系重构中证明其世界历史地位。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29]中华民族的世界贡献如果仅仅停留在重构世界经济版图上，不能为五百年前自西方延续而来的人类文明拓展新意，未来的世界历史不过是西方历史的延续而已，富强的中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大西洋和地中海文明的模范生，合格的毕业生而已”[30]，根本谈不上够格的世界历史民族。在21世纪，中国如何担负共建美好世界的历史使命？西方擅长的军事霸权、政治强权、文化殖民等手段不足取，我们只能通过自身的思想创造而卷起巨大的理论旋涡，通过倡导人类文明共识对世界各民族形成强大的吸附力，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到中国方案的磁场周围，促成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的世界传播，人类历史逐渐从西方塑造走向全球共塑的世界历史。因此，历史内在地要求中国的崛起进入一种精神自觉，主动担当起推动世界秩序再均衡、人类文明再建构的使命。这种自觉要求当代中国的理论建构，超越民族主义的窠臼，进入普遍主义的视野，为推动人类的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作出中国贡献。
引领人类的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中国可能做些什么？
重构全球发展理性——超越梯度发展、线性进化的西方逻辑，代之以新发展观。西方线性发展逻辑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单线演变进程，其他国家除了遵循线性进化逻辑梯度发展，没有别的选择。这种发展理念有违世界共同发展的潮流，也不利于消解全球发展赤字。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向世界发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31]“六个坚持”的全球发展倡议，全面系统阐发了中国的发展观，是对西方梯度发展、线性进化逻辑的超越，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
重构全球治理理性——超越一国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代之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自维也纳体系建立以来，西方治理逻辑要么强调大国共治，要么强调霸权稳定，结果是世界层面的制度失灵和责任缺失。如何解决制度失灵、治理缺位或越位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32]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不能一家说了算。这是一种全新的治理逻辑，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了中国智慧。

重构全球经济理性——超越利己主义的经济哲学和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代之以正确义利观。当今世界，人类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些西方国家将丛林法则植入社会经济领域，固守零和博弈思维，秉持赢者通吃观念，以大欺小，舍义取利，肆意退群、任意毁约，全球信任体系崩塌。中国倡导“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主张世界各国努力寻求利益结合点，促成长久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当今世界，“共存成了存在的先决条件”[33]，互惠成了惠己的重要前提。习近平强调：“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34]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经济理性的超越，是正确处理义利关系、重塑世界利益格局的新方案。
重构全球价值理性——超越西方中心的文明理性和普世主义的价值哲学，代之以新文明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多元文化本是世界文明的自然样态。然而，西方认为，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西方世界的思想征服欲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诸多矛盾冲突的深层次根源。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35]，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6]中方的新文明观、共同价值观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普世价值主义的超越，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开辟了道路。
重构世界安全理性——超越自我至上的西方安全逻辑，代之以新安全观。全球化时代，没有一国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国能从世界动荡中收获自身稳定。一些西方国家固守排他性安全观，倡导“民主和平论”，既违背历史潮流，也无益于世界稳定。如何化解和平赤字？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向世界发出了“全球安全倡议”。[37]“六个坚持”的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贡献的中国智慧，是中国为推动世界安全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的中国方案。西方大国推行的结盟安全观、排他性安全观带不来安全，盟国体系在确保成员国安全的同时，带给世界巨大安全风险。“民主和平论”给不了和平，西方到处输送民主，却也搞乱了世界。面对世界和平赤字，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为世界各国走出一条安全新路指明了方向。
重构国际交往理性——超越“中心-边缘”的国际政治结构，代之以新型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公正合理，世界才能和平稳定。然而，现行国际秩序是“中心-边缘”结构，与多极化国际格局不相适应，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走向不相适应。中国反对“中心-边缘”结构，反对依附型世界体系，反对敌友外交、亲疏外交、团伙外交，反对以文明自缚、以宗教为篱、以价值观划界，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38]。在公平的世界体系中，没有处于依附地位的“你们”，更不存在被孤立排斥的“他们”，大家都是朝夕相处的“我们”。新型国际关系体现了世界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整体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主体间性思维对主客二分思维的超越，为重建国际交往理性贡献了中国智慧。
重构大国关系理性——超越国强必霸的国际政治逻辑，代之以新型大国关系。大国关系是牵引世界和平稳定的关键因素。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本质是权力政治，国强必霸、大国必战是无法绕开的历史法则，“修昔底德陷阱”是无法绕开的历史宿命；“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39]；唯有霸权统治，世界才有和平安宁；一旦霸权衰落，世界必将进入战国时代，此谓霸权的合法性。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40]。新型大国关系以不冲突、不对抗为行动原则，以相互尊重为主权原则，以合作共赢为利益原则，实现了对西方对抗思维和国强必霸逻辑的超越，为重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交往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重构制度理性——超越历史终结的西方制度逻辑，代之以“自主选择”的制度观。社会制度是渐进发展、内生演化的结果。然而，西方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世界将趋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终结论和世界趋同论不过是西方编造的“制度神话”。长期以来，西方制度的输出鲜有成功案例。中国向来主张自主选择的制度观，地不分南北，国不分大小，“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41]。各国国情不同，制度模式不必类同。自主选择的制度观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型制度观，是对西方制度逻辑的超越，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然，世界精神的成长、人类文明的重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理念参与世界精神和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理想与现实的间距不能成为放弃理想的理由。假以时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定会在引领世界精神成长和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知识宝库中一定会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六、余  论

“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名词性的既成论概念，不是已然确定的、成熟定型的事物；而是一个动词性的生成论概念，始终处在不断变化和展开的过程中。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是生成的，是确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确定性包含两个方面。就其主体形态而言，它不是泛指播撒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特指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之后成长于中国、深刻作用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其影响世界的广度、深度、效能，改造世界的力量都要小得多，可称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定位于中国，绝不是要垄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权，更不是要剥夺其他国家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它所强调的仅仅是当代中国才能担负起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小提琴”角色。就其主体形态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目前阶段的主干，是第一个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成果，这是确定的；中华民族今天是、今后是、乃至整个21世纪都将是肩负世界历史任务、引领世界精神的世界历史民族之一，这也是确定的。当然，中国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高地，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阵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共产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传人的共同事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同一个理论大家族的合法成员，都是马克思精神和事业的忠实继承人、伟大推进者；20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都行走在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思想道路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学说的当代发展，共同构成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思想谱系。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在于：展望本世纪，是否会有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包括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能够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否会有其他伟大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且扛起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这是由未来的实践、未来的人们来回答的问题。今天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历史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42]。
中国在全世界高高举起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特定历史阶段，担负起为人类作贡献的世界历史任务，意味着诞生于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再度青春化，意味着走过五千年历史浮沉的中华民族之再度青春化。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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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曙光，（北京 100089）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 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研究”（22ZDA001）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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